素有政策拐點“晴雨表”之稱的杰克遜霍爾全球央行年會試圖為當前的全球經濟迷局尋找出路。

今年年會的主題是貨幣政策的挑戰。在年會上，包含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英國央行行長卡尼等央行負責人及特邀學者就全球經濟放緩背景下的政策制訂和風險進行了深刻的交換，而有關美元儲備位置的討論也引發了普遍關注。

貿易影響貨幣政策制訂

年初以來全球掀起的降息潮顯示各經濟體面臨宏大下行風險，貿易形勢惡化、通脹低迷和內需下滑等因素成為了央行貨幣政策轉向的催化劑。

鮑威爾在揭幕演講中提到，美國經濟處于有利位置，但也面臨“重大風險”。自去年中期以來，全球增加遠景一直在惡化。貿易政策的不肯定性似乎在全球經濟放緩以及美國制作業和資本支出疲弱中施展了作用。現階段央行面臨的重要挑戰是如何在低增加、低通脹和低利率的環境中增進經濟連續繁華。

貿易成為了美聯儲和各國央行政策選擇中無法躲避的問題。鮑威爾稱，在解決典型宏觀經濟事態發展框架下的經濟問題上，美聯儲經驗豐碩，但將貿易政策的不肯定性納入這一框架進行斟酌則是新的挑戰，“這本不是美聯儲的職責。”任何影響就業遠景和通貨膨脹的因素都會影響貨幣政策的立場，而這其中可能已經包括了貿易政策的不肯定性。

多位美聯儲官員隨后也表達了自己的擔心。圣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JamesBullard)表現，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環境產生了許多重大變化，各國央行在金融危機前使用的工具已經不再實用，基準利率和快速膨脹的資產負債表也很難回到從前的程度。當各期限利率程度已經很低時，進一步的降息對實際經濟運動幾乎沒有影響。達拉斯聯儲主席卡普蘭(RobertKaplan)則以為，貿易政策成為了阻礙經濟增速的原因，而不是美國總統一直埋怨的利率程度。貿易已經成為了經濟支點，而這可能是貨幣政策難以解決的難題。

寬松貨幣政策背后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風險也不容忽視，如果貨幣政策后果不佳，不斷擴大的債務可能成為點燃危機的導火線。受特朗普2017年減稅政策的影響，美國財政赤字已上升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5%。依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最新預測，2020財年至2029財年，美國聯邦年均財政赤字將超過1萬億美元，總額將到達12.2萬億美元。日本央行和歐洲央行同樣面臨著財政赤字的問題，與美聯儲2%的聯邦基金利率相比，負利率環境下的政策空間正在越來越小。

美元或成不穩固因素

近幾十年來，美元的世界霸主位置一直難以撼動。1944年，隨著各國簽訂《布雷頓森林協定》，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并逐漸替代英鎊成為國際儲備貨幣;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發布履行“新經濟政策”，美元結束兌換黃金，美元國際位置一度蒙受沖擊。但憑借壯大的綜合國力，美元依舊操縱著最大儲備貨幣位置。

當美國與全球貨幣政策同步時，美元指數的表示通常堅持穩固。如今美國的經濟表示依然比大多數國度要好，這反而推進了美元進一步走高。對于依賴外貿的新興國度而言，本幣匯率的波動正在對經濟發生宏大影響。

英國央行行長卡尼(MarkCarney)以為，美元正在全球經濟中起到了不穩固的作用。在他看來，美國僅占全球貿易總額的10%，經濟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5%，然而用一半以上的全球貿易由美元結算，并壟斷了三分之二的全球證券發行定價。“這造成了貨幣系統的扭曲，損壞了決策的有效性。”卡尼說道，“全球化加劇了溢出效應，而金融一體化意味著危機可以快速蔓延，美國貨幣政策對其他國度的影響比以往更大。”

參與了年會“貨幣政策對發達國度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溢出效應”討論的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奧茲坎(SebnemKalemliOzcan)表現，在美聯儲貨幣政策影響下，發展中國度資本流向已經逐步脫離各國央行的掌握，正在對金融系統造成嚴重沖擊。

在卡尼看來，全球央行應結合起來創立多極化的儲備貨幣體系，打造相似Libra那樣的加密數字儲備貨幣以停止美元儲備貨幣位置，并將減弱美元溢出效應視作長期性目的。芬蘭央行行長、歐洲央行管委雷恩(OlliRehn)也表現贊成，以為在貨幣和銀行體系數字化的背景下，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想法。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奧布斯特費爾德(MauriceObstfeld)指出，過去當美國事全球經濟負責任的引導者時，各國都將貨幣系統的掌握權交給了美聯儲，然而當美國的政策決議不再具有可預知性時，這種角色就會受到質疑。美聯儲前副主席費希爾(StanleyFischer)也以為，隨著宏觀環境逐步惡化，美國經濟問題的實質很大水平上是美國自己造成的。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討所所長珀森(AdamPosen)則以為，人們依賴美元的根本因素仍然存在，各國以前曾嘗試使用合成籃子貨幣，但這并沒有真正起作用，“想要解脫美元的絕對主導位置的希望是可以懂得的，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文章起源：第一財經)